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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制电影三十年

时间:2017-03-11 11:31来源:http://www.3g365.com 作者:www.3g365.com 点击:
译制片可追溯到1949年 虽然1979年国内生产的影片只有50多部,但中国大陆电影的观影数量达到了279亿人次,平均每天有7000万人次的观众在看电影――这也创造了中
  译制片可追溯到1949年

  虽然1979年国内生产的影片只有50多部,但中国大陆电影的观影数量达到了279亿人次,平均每天有7000万人次的观众在看电影――这也创造了中国电影至今为止前无古人的纪录。而在这些电影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外引进,再经由翻译重新配音的作品,人们称之为――译制片。

  新中国对国外电影的翻译可以追溯到1949年,那时长春的电影工作者翻译了前苏联电影《一个普通的战士》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新中国对译制电影就一直非常重视,但在“文革”时期停顿下来,长春译制片厂和上海译制片分厂一直到1969年才重新开始故事片的译制。除了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进口的这一批电影外,主要译制朝鲜、越南、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。

  关于译制片的“打油诗”

  虽然都是译制片,但是这些外来影片由于文化背景、审美情趣和地域习俗的不同,也构成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表述方式、叙事方式以及语言方式。以至在当时人们总结出四句打油诗一样的评语,并广为流传。

  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”

  在这些国家的电影中,朝鲜的故事片是上映最多的,给人印象深刻的有《卖花姑娘》、《摘苹果的时候》、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、《看不见的战线》、《金姬和银姬的故事》等。

  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是轻喜剧,有一个经典情节:母亲为孩子找对象,拿一张姑娘的照片对小伙子说,这个姑娘非常能干,一年能挣600个工分。这时电影给照片来了个特写,只见是一个很胖的女子,全电影院的观众不禁大笑起来,有不少人笑得流出眼泪。很长时间里,人们把体胖的年轻女子戏称为“600工分”。

  悲剧《卖花姑娘》和《金姬和银姬的故事》公映时更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轰动,整场电影在放映的全过程中,观众在苦难和压抑的极致渲染下泪眼滂沱,如果从今天的眼光看可以被称做是“超级催泪电影”。

  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”

  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”其实更多是指当时越南的战争纪录片。有一部长纪录片《铜墙铁壁的永宁》,讲的是永宁地区长期遭受美军的狂轰滥炸,但始终没有垮下,人们在地道里生活,坚持战斗的故事――这部电影完全是实录,拍摄时许多摄影师殉职。这些在战火中潜行的电影激荡起当时很多年轻人的英雄主义精神,并深深敬佩越南人民的坚强意志。

  “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”

  “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”,指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在叙事风格上与我们传统的线性叙事不同,更多表现为影像表述方式,因此会有上下脱节的感觉。民间还有一个说法是由于影片删节过多造成前后表达不完整,其中以《第八个是铜像》为甚。

  影片讲了七个游击队员的故事。从名字上看,它应当讲八个人的故事,但电影里没有第八个。第八个是谁呢?第八个是铜像,电影是想用铜像代表千千万万个没有在电影里出现的游击队勇士。

  “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”

  在当时的外国影片中,罗马尼亚电影在表现男女关系和亲热场面上比较大胆暴露。在中国当时极端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,这简直是破天荒。

  但实际上的罗马尼亚的电影也并不都是这样,这个评价主要还是针对一部来说的,即是《多瑙河之波》,其中一场男女主角亲热搂抱的戏,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窃窃私语和惊喜交加的景象,东欧男子轮廓分明的脸庞,也成为当年的流行和时尚。

  长影译制厂开先河

  最早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,其前身是“东北电影制片厂”。1948年,当时地处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已建厂三年,初具规模,袁牧之踌躇满志,决心大干一场,他提出了七种影片的生产计划,即新闻片、艺术片、科教片、美术片、翻译片、幻灯片、新闻照片,其中的翻译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译制片。

  袁牧之注意到,当时所放映的苏联电影都是原版的俄语电影,有些电影加上了一些简单的中文字幕,但还是让观众难以理解,于是产生了要为这些电影配上与演员表演同步的汉语对白的想法。

  1948年7月的一天,他找到当时厂里编导、表演能力都很强的袁乃晨商量此事,他们的想法一拍即合,于是袁牧之就把创办电影译制的工作交给了袁乃晨。

  此前,已经有一些苏联电影在上映之前进行了加字幕等翻译性质的处理,而这大都是由当时香港或者一些国外的电影公司制作的。起初,苏联人不太相信东北电影制片厂能够做好苏联电影的翻译,几经周折,在袁牧之的大力支持配合下,袁乃晨终于与苏方签订了翻译配音的合同。一个月后,他们拿到了第一份准备翻译的电影原本《马特洛夫》。在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经验的情况下,他们一步步地摸索,一次次地试验,终于于1949年5月完成了全部的译制工作。

  影片译制完成后,安排在厂里的小礼堂试映,请来了包括聂斯库伯在内的有关人员观摩,结果大获成功。这就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过程,人们赞誉袁乃晨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的杰出贡献,称他为“中国译制片之父”。

  但由于当时的条件与地域特点,长影译制片一直追求东方化的配音,因此在译制一批与中国国家制度或人文文化比较接近的影片时,译制的效果往往不错;但如果译制大多数的欧美影片,就很难让观众体会到一些影片母语的使用习惯。

 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:《阳光下的罪恶》一片中,波洛探长在影片开始时,与请他去破案的富翁在船上说了一句话,大意是“如果你愿意把实情告诉我的话,我感到不胜荣幸”的意思。长影厂著名的英语翻译潘耀华的翻译是“如果您愿意将实情告诉我”。但是后来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版本中是这么说的“承蒙您不弃,肯以实情相告”;尽管语意表达都对,但是后一种译法更能传神的表现出波洛具有的传统绅士之风。

  上译厂的“声音”

  上译厂译制的一批由欧美地区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中,成人电影,因其细腻的翻译,传神达意的配音,被誉为“真正的欧美味道的中国影片”。如果说长春译制片厂的辉煌源自努力的开拓,那么上译厂的辉煌就是源于那一些真正是为配音而生的人。

  邱岳峰:“嗓音的诗人”

  要讲中国配音的最高水平,不可不提早逝的邱岳峰。这位声音独特的配音界大师,完美地诠释了“传神”两字。听他的配音,我们会发现,连他的一声叹息,一个“嗯哼”,甚至连一个呼吸都是角色的。

  邱岳峰最著名的作品,便是他和李梓联手创作的《简爱》。影片结尾时,他那声“是你,简!真是你,你是来看我的?――”,灵光乍现的声音,至今依然萦绕在人们的脑海,让我们回味无穷!

  毕克:“中国高仓健”

  同邱岳峰一样,毕克也被称作是“配音大师”。他的声音深沉浑厚而有力度的特质,使得他在配一些英雄和硬汉角色时表现得特别出色。

  格利高里派克在听了毕克为他饰演的《海狼》中的上校配音以后,说道:“这是我接触到的最上乘的声音语言艺术的再创造。”而高仓健更是将毕克作为自己中文的代言,被影迷冠以“中国高仓健”的称号。

  1991年2月《大众电影》刊登毕克回忆的一段往事:“1986年跟高仓健见面时,他非常感谢我为他配音,除了在看电影时伸大拇指外,座谈发言时,也站起来深深地鞠躬。我当时引用一句成语叫‘爱屋及乌’。其实厂里对于剧本翻译有一句话叫做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,大家对每一句台词都反复推敲。”

  2001年3月毕克因肺功能衰竭在上海病逝。高仓健得知后给上译厂发来唁电:“突闻噩耗,一时竟无言以对。未能再度相见,不胜遗憾。衷心祈祷冥福。”

  尚华:“老顽童”

  在无数部上译厂的影片中我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:有时是个酒鬼、有时是个赌徒、有时是个警察。尚华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将一种诙谐与幽默的情绪,通过他的语言,不露痕迹地体现在角色当中,有“老顽童”之称。

  象《爱德华大夫》中的心理学教授,尚华将其理解为世故洞明,人情练达而又充满着童真般幽默的老人。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种声音,舒缓甚至有点懒洋洋的语气,似乎总在赌气的声音表情,吐字干净,条理清楚。于是自从这位教授一出现,北大的电影院中就笑声不断,尤其是那句:“不要说我知道你比我懂得多,可是到最后总是你们比我懂得多。女人啊!”妙绝的翻译,黄色电影,妙绝的配音。

  乔榛、童自荣:“声音的偶像”

  很长时间,他们的声音总是与一些英俊正直的角色结合在一起。

  乔榛在《斯巴达克斯》中演绎的克拉苏就很好地体现出了他的声音中的另一面:一种收敛后的霸气;而在《寅次郎的故事》为寅次郎的配音,憨厚而富于喜感,显示出了他在驾驭喜剧人物方面的能力。而在《廓桥遗梦》中的表现,则说明乔榛的声音与感情的结合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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